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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其世界意义突出体现在,突破了以“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西方主流范式,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丰富了人类文明版图,为解决人类问题、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终结了“历史终结论”,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自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以来,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然而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西方世界抛出了“历史终结论”,宣称人类历史发展将终结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东方世界则面临“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世纪难题。这时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改旗易帜,而是更加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旗帜和方向,以“四个自信”的底气和姿态迈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由此引发了整个世界对中国的瞩目和对社会主义的重新审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在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和人类文明进程中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坚持了社会主义,证明社会主义是具有生命力的现实模式,而不是昙花一现的乌托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具有 500 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在实践中经受住了颜色革命、金融危机等一系列考验,21世纪的中国以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加速了自身崛起,由社会主义大国迈向社会主义强国,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其世界意义在于,在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面临深刻危机的情况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和一面旗帜,彰显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代表人类发展进步趋势的制度形态和文明形态的自身前途和强大生命力。

第二,发展了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回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后,站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之问”的回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及实践创新并使中国取得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劲的原创性和时代性因素,使之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开辟了发展新境界。

第三,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振兴,终结了“历史终结论”。新时代的中国成就和国际影响力给处于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新动力、新机遇和新视野,不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借鉴中国经验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东欧和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更加活跃,提出了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社群社会主义”等主张。中国崛起也引发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视和对社会主义的重新审视。作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沿引领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引领的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终结了“历史终结论”,不仅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而且对于世界历史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突破了“西方中心论”,丰富了人类文明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西方中心论”是西方主流历史观,其核心观点是人类现代化始于西方并以西方为中心向外传播,因而西方文明、现代化模式及发展路径是唯一和最优范式,非西方国家只能沿袭或复制西方历史和西方道路。与之相区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则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道路,这条道路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普适性、最优性和现代化逻辑,在彰显世界多样性的同时,为人类对更好发展模式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一,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普适性,彰显了人类文明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在发展中积极借鉴他国经验,但从不照搬和盲从,而是立足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有着浓厚中华文化传统国家的基本国情,走出了不同于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这两种西方主流模式的另一条发展道路,并实现了中国经济奇迹和政治社会稳定,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可和关注。中国道路对“西方中心论”的突破,证明了各国发展不能也不应囿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而应在多样性的世界中探索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

第二,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最优性,提出了超越西方发展模式缺陷的可行性路径。西方发展模式被定义为一种最优范式,然而这种由资本主导的发展却带来“人的异化”及贫富差距、社会不平等、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这也是西方发展危机难以根除的深层原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资本主导发展的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和价值导向,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根本理念,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中国发展逻辑破解了马克思关于避免“人的异化”和实现人的解放及本性复归的重要命题,提出了超越资本主导发展缺陷的另一种视角和可行性路径。

第三,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逻辑,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后发劣势和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地位,使其现代化成为一个历史性难题。长期以来,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样板”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结果却导致东欧和拉美地区的众多国家深陷经济衰退、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的转型困境,并加深了对“中心国家”的依附。与“华盛顿共识”不同,中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相结合,坚持市场化改革与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坚持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相结合,实现了快速而稳定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有别于以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跳出了“中心—外围论”的循环和对“中心国家”的依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三、破解了“文明冲突论”,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图景

“文明冲突论”是后冷战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按照这一论断,国际社会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基于不同文明的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也难以避免。“文明冲突论”似乎为国际社会中的重重矛盾提供了一种解释,却也为以战争和对抗的方式来解决差异及冲突提供了一种合法性依据,加剧了世界分裂以及各国对全球秩序的悲观预期。与之相对,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主张,为破解“文明冲突论”、建设和而不同的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第一,以和平发展道路,否定了“文明冲突论”的对抗和战争逻辑。与“文明冲突论”的逻辑相反,中国始终主张并走了一条和平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承续了中华文明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和合”基因,体现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在实践中,中国既没有靠武力和掠夺实现现代化,也没有因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诉诸战争,而是在与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中发展自身。这否定了不同文明和国家之间必然冲突和对抗的逻辑,为构建和平与稳定的世界秩序贡献了中国力量。

第二,以“多彩、平等、包容”的多元文明观,提出超越“文明冲突论”一元视角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文明冲突论”下各文明间的冲突之所以难以避免,其根源在于“一元文明”视角下的文明优越感以及强势文明的傲慢与偏见。而中国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彩、平等、包容”的多元文明观,提倡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一中国主张贯穿于中国对外交流交往的实践,突破了导致文明冲突的一元视角之局限,为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和谐共处提供了中国智慧。

第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跳出了以“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传统国际关系框架,为解决世界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作出了中国贡献。长期以来,包括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修昔底德陷阱”等在内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都贯穿了非此即彼的对抗与制衡逻辑及零和博弈的困局,在世界秩序失序、全球性问题凸显之时更反映出其内在局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世界各国求同存异、共同应对全球挑战、解决世界性问题提出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和全球治理方案,而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诸多共商共建共享努力及切实行动,则为解决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贡献了中国力量。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以大国担当和世界胸怀,为建设美好世界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作出更大的中国贡献。?

(作者:左伟?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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